近日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任院长姚洋结束了四十年的“北漂”，正式加盟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。
他的一则个人感想却引起了争议。他在视频中自述北京马路太宽、城市尺度缺乏人性化，也论及北方文化不够理性，赞扬了南方官员的治理能力。谈及搬家上海，他提到了一代人的“南方崇拜”。在搬家结束后，姚洋接受了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的专访，就上述争议进行了回应。
房地产是他当下最关心的经济议题。相比于个人消费，他认为提振房市、企稳房价才是拉动内需的关键。由于地方政府和国企在收购住房方面的积极性不足，他建议中央给出强烈信号。他提出了“中储房”（或称“住房银行”）的设想：中央政府直接下场以公允价格收购一、二线城市的部分法拍房，起到“稳定器”的作用，资金来源则靠中央政府发行长期债。
姚洋
上海老城区的保护做得比较好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你怎样看待自己对京沪、南北差异的观点所引发的争议？
姚洋：当时我也没有多想这个事，只是比较兴奋，谈点个人感想，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。其实北京还有很多好的方面，我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见证着北京的变化，也难忘北大燕园的魅力。如今，选择来到上海长期生活，也并不是带着完全浪漫的想法。
我所提到的北京的问题，其实存在于中国的各个城市。对这些问题的批评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过去几十年中国城市建设取向的批评。在上海，除了浦西也是这样。20世纪90年代末，我来到建设中的浦东新区，俗话说“望山跑死马”，当时心里想着“望楼跑死人”。这是整个中国城市规划、建设的普遍问题。不过，相比于北京，上海把老城区的保护做得比较好，路网较密，对老建筑的管理较到位、产权明晰，老房子就在市场上交易起来了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你提到的“一代人的‘南方崇拜’”也引发讨论，如何看待？
姚洋：所谓“南方崇拜”，只存在于一个特定的语境，源自我上大学之前在西安工厂区成长的记忆。我的父亲在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（西电公司）的电瓷研究所工作。西电公司的工厂从东北迁来、从上海迁来，工人来自全国各地，很多来自上海。西电公司落在西安的时间很久，但工厂区是一个孤立的小社会，和西安没有多少联系。小时候，我喜欢的很多小人书、各类糖果都是父亲从上海出差带回来的，心中就留下了“上海很繁荣”的印象。现在，西电公司这家央企的总部也搬到了上海。
中国的经济重心正在向南方转移，包括以前那些落后的南方省份。以我的老家江西为例，过去它的人均GDP排在倒数前5，去年它的排名是全国第19位。
“中储房”能起到稳定器作用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基于房地产市场的困境，你提出了成立“中储房”的设想。该设想是否有支撑？
姚洋：2024年，央行拟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，鼓励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、法治化原则，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，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，预计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。但落地效果并不好，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。原因在于，地方政府的畏跌心态与消费者是一致的，哪怕利率很低也不愿意收购，担忧房价继续下跌，资产“烂”在手里。
2025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首次明确将专项债纳入清偿拖欠账款的资金渠道，安排新增专项债4.4万亿元，重点支持投资建设、土地收储和收购存量商品房、消化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等领域。地方专项债并不计入政府赤字，而是算作投资。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，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。
中央已经意识到，政府需要出手收储土地和房屋，才能帮助整个房地产行业趋于稳定。当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欠缺时，需要中央政府出手，给出一个强烈的信号。房价持续下跌，给经济带来的危害远比好处多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成立“中储房”的资金从哪里来？具体怎样施行？
姚洋：居民银行存款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，2023年增长约15万亿元，2024年超18万亿元，今年上半年超10万亿元，预计全年可突破20万亿元。钱淤在金融市场里。“中储房”所需的资金则通过中央政府发行长期债取得，以收购一、二线城市60万—80万套法拍房计算，资金规模约为2万亿元。可以发政府债，也可以在市场上筹措。
法拍房的规模在去年达到75万套，今年预计超过100万套，即使价格已经对折，实际成交量也不高，这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。建议“中储房”计划先收下一、二线城市的法拍房。具体方式是与银行合作，以公允价格收购法拍房，再返租给原住户，住户未来也有机会购回。也可以与租房公司合作，按市场价出租。这也是一个“社会稳定器”，房价企稳甚至回升后，也能有赚钱机会。
方案的技术细节可以再讨论。关键问题在于，中央政府需要向前推进一步。类似于去年9月底，央行创设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，推动股市回稳和增长，房市也需要“国家队”出手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对于房地产市场“止跌回稳”，你还有哪些政策建议？
姚洋：全面取消房地产限购政策。不过，当前只有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三大一线城市仍保留部分限购政策，已逐步调整松绑，但仍有条件限制。陆续松绑的效果是脉冲式的，一两个礼拜过后效果就很有限。打个比方：一个人都要进ICU了，给他开感冒药还有什么用？
另外，在供给端，房地产融资的“白名单”政策以项目制管理，仅对“合格项目”放贷，这并不符合商业逻辑。房地产企业实际依赖跨项目资金池运作。现在的做法下，一旦某个项目未入选或失败，则可能引发企业的流动性危机。项目制管理也容易引发每个城市“各自为政”的混乱情形。房地产已经回归常态，应该让银行去决定哪些企业是值得放贷的。
交社保是一笔划算的长期投资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近日，普惠式生育补贴与托育扩容政策同步实施，怎样评价其拉动效果？
姚洋：一年3600元的全国性生育补贴，光从数字看影响不会很大，但它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，是“用真金白银拍在桌子上”。
推动生育这件事，更需要地方政府下定决心。以湖北省天门市为例，其政策规定，二孩、三孩家庭分别累计最高可享受价值约28.7万元、35.6万元的奖励、补贴及免费服务。去年，该地人口出生率同比增长17%，8年来首次“由降转增”。这是“动真格”的政策。
另外，我们也需要重视对妇女就业的保护。在一、二线城市，想要提高生育意愿，除了要解决入托的问题，还需要落实教育减负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近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司法解释，“不缴纳社保”的约定因违法而无效，9月起正式施行。这是否会短期内给部分企业带来压力，你怎么看？
姚洋：这是一个司法机构的司法解释，不是政府政策，自媒体给放大了。部分面临财政压力的地方政府，开始追缴社保，这很不好。
作为个人，社保是我们应该交的。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比例为工资的8%，退休时可以拿到社平工资的约60%，而且，养老金每年增速是GDP增速的70%左右。我们国家的养老体系基本上还是现收现付制，交社保是一笔划算的长期投资。从人生的长远考虑出发，劳动者应该要交社保，找单位和企业帮你上，“交社保就是强迫储蓄”的观念并不准确。
养老金是全国一盘棋，截至2023年末，全国社保基金结余超3万亿元。若有地方产生亏空，则有全国调剂机制保持动态平衡，中央也正加大统筹力度。此外，几年前国有企业净资产就超过了60万亿元，自2017年起政府开始划转国有股权至社保基金。永远不会出现难以发放社保的情况。全球也没有出现不发养老金的先例，日本政府在负债达GDP350%的情况下仍能保障养老金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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